配音的多样性特点

　　配音员要演绎不同的角色，例如在不同的影视作品里配音员要根据不同的角色进行演绎。配音员在不同的角色里面是有着不同的灵魂表现所在的。配音员是要有多面人的功能，不能只会进行一种角色的配音，要多元化发展。

　　在我演戏的时候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压力，这一着急上火，还病了一回。老爱跟我开玩笑的郭振清，看到我这副倒霉相，也不敢跟我逗了，老远见着我就躲。这可怎么办呀？我对我的声音心里没底儿，没有自信，干下去非砸不可。我又开始打退堂鼓了，说：“我真的不能干了，哪怕买车票的钱我自己出呢，我也得回北京。”这一次，蔡楚生真的火了，他干脆就下了一道死命令：“谢添不配完音就甭想回北京。”

　　人一到了没有退路的时候反而轻松了，就像债多了不愁一样，一点儿点儿的啃吧。一个多月的时间，我反复地看片，默记每个形象的口型和音色，就连演员的动作我都给背下来了。这些人物我就一个一个地练，练好一个配一个，有时候为了找到一种音色，自己掐着脖子、捏着鼻子的招儿都用上了。为了配一段儿哑嗓子的词儿，我干脆先把自己的嗓子给喊哑了··一我就是用这种笨拙办法，总算把这个任务给一点儿点儿地啃下来了。

　　但遗憾的是，这部片子直到*后配完音，我也没有找到自我感觉。尽管这个电影上演以后，观众反映挺好。有人说我是“千面人”，有人说我为这个电影的配音创下了奇迹·一不管别人说什么。受了多少罪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

　　拍电影、演电影对我来说比做什么都有兴趣，再难我也能想尽一切办法让过不去的事儿过去，可“配音”这事儿，对我来说还真是个过不去的事儿，至少是比较难过去。

　　在北影厂我是个有名的不会配音的人，50年代那会儿拍戏大多是同期录音，就是赶上一部两部要后期配音的戏，我给自己演的人物配音都打休。

　　别人录一两遍就能过，一到我这儿肯定得十几遍。但谁也没有想到，长春电影制片厂要配一部翻译片，是苏联喜剧片《我们好象见过面》（也叫《似曾相识》），当时的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蔡楚生向这部戏的配音导演白景晨推荐。

　　让我来完成这个配音的任务，还说非我不成，理由是他认为我演什么像什么。又会说好多地方的方言土话，肯定能把这个工作做好。他们找我谈这件事儿的时候，我的脑袋就开始大了……

　　我极不情愿地来到了长影厂，和白景晨聊了聊，又赶紧要来翻译好的剧本一边看一边琢磨。看完了以后。心里头一点儿底那役有。这个电影的主人公是一位杂技演员，名字叫与克西莫夫，他在片子里随着剧情的发展和需要，不停地变换着自己的身份，先后扮演了不同年龄、不同性格、不同身份和职业的大小人物二十四个，里面有大学教授、作家、军官、部长、摄影师、检察员、流氓无赖、结巴演说家等等

　　。再一看原文片子，好家伙！这位杂技演员在扮演每一个人物的时候，语音的音色、语气的声调、讲话的节奏，都完全符合他扮演的每一个人物。这些人物千差万别，各有各的特点。影片还没演完，我的汗就出来了，这不是难为我吗？放映间的灯亮了以后，我就把苦衷告诉了白景*，他幽默地把手一摊，表示理解，但他的眼神又告诉我，生米己经做成熟饭了，你不干也得干。

　　这时候，我突然想起一句京剧小丑儿的京白：“话是这么说呀，可您这碗饭让我怎么吃呀？！”

　　役办法，我只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研究起剧本里的台词儿来。看完剧本我就挑几段儿我觉得简单一点儿的试着配了几遍。结果晕头转向，不但没有对上口型，连自己的本声儿都找不着了。干脆去找了白景晨，说我实在是不行，求他把我放回去。

　　可是白景展不同意。我又建议他再找十一个人来，每人配两个声音。效果也一定不会错，而且也能缩短工作周期，按时出片。在我的再兰说服下，白景晨倒是勉强同意了，可向蔡楚生一请示，马上遭到这位副局长的反对：“你们丢不丢人？人家苏联人一个人演的戏，你们居然要找十二个人给他配音，不行！谢添，你就努力一下吧，我相信你一定能配好，就在配音上也创个纪录吧！”

　　我没别的咒儿念了，只有练！起早贪黑地练！练得我口干舌燥，嗓子都哑了。没人的时候，急得我偷偷地掉过三回眼泪。

　　大家看完上面的文章内容资料后，应该会对配音多面人有着深刻的了解。配音员的配音工作也不好做。他要在配音工作中需要配合很多种配音角色的扮演，要找到角色的精髓，这样才能凸显人物特点来的。